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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散文(人物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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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散文(人物篇) 目录 梁衡 把栏杆拍遍 觅渡,觅渡,渡何处 我写《觅渡,觅渡,渡何处》 大无大有周恩来 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 乱世中的美神 读韩愈 跨越百年的美丽 武侯祠:一千七百年的沉思 读柳永 余秋雨 苏东坡突围 遥远的绝响 黑色的光亮 诗人是什么 刘水清 干干净净的傅雷 张 末 想起了英雄司马迁 李木生 夹在南宋北宋之间的这个女人 唐朝,那朵自由之花 蒋子龙 再读岳飞 洪烛 寻找成吉思汗 郭保林 孤独的月光 许淇 纳兰边塞词话 王本道 一曲虞歌唱到今 王向峰 为陶渊明写意 林非 在卢梭铜像面前的思索 登昭君墓随想 王充闾 人生几度秋凉 话说张学良 熊召政 怎一个愁字了得 冯伟林 书生报国 朱鸿 怀疑荆轲 诗人多难 鲍鹏山 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 南山种豆:陶渊明 孔子——黑暗王国里的残烛 庄子:永恒的乡愁 屈原:无路可走 卞毓芳 文天祥千秋祭 朱以撒(存目)——选自《古典幽梦》 如水的放逐(写屈原) 走出长安(写李白) 今宵别梦寒(写弘一法师) 李元洛(存目) 怅望千秋——唐诗之旅(书) 宋毅、田杰 硬汉海明威 贝多芬与第九交响曲 轮椅上的巨人 把栏杆拍遍 梁衡 中国历史上由行伍出身,以武起事,而最终以文为业,成为大诗词作家的只有一人,这就是辛弃疾。这也注定了他的词及他这个人在文人中的唯一性和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在我看到的资料里,辛弃疾至少是快刀利剑地杀过几次人的。他天生孔武高大,从小苦修剑法。他又生于金宋乱世,不满金人的侵略蹂躏,22岁时他就拉起了一支数千人的义军,后又与耿京为首的义军合并,并兼任书记长,掌管印信。一次义军中出了叛徒,将印信偷走,准备投金。辛弃疾手提利剑单人独马追贼两日,第三天提回一颗人头。为了光复大业,他又说服耿京南归,南下临安亲自联络。不想就这几天之内又变生肘腋,当他完成任务返回时,部将叛变,耿京被杀。辛大怒,跃马横刀,只率数骑突入敌营生擒叛将,又奔突千里,将其押解至临安正法,并率万人南下归宋。说来,他干这场壮举时还只是一个英雄少年,正血气方刚,欲为朝廷痛杀贼寇,收复失地。 但世上的事并不能心想事成。南归之后,他手里立即失去了钢刀利剑,就只剩下一支羊毫软笔,他也再没有机会奔走沙场,血溅战袍,而只能笔走龙蛇,泪洒宣纸,为历史留下一声声悲壮的呼喊,遗憾的叹息和无奈的自嘲。 应该说,辛弃疾的词不是用笔写成,而是用刀和剑刻成的。他是以一个沙场英雄和爱国将军的形像留存在历史上和自己的诗词中。时隔千年,当今天我们重读他的作品时,仍感到一种凛然杀气和磅礴之势。比如这首著名的《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做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我敢大胆说一句,这首词除了武圣岳飞的《满江红》可与之媲美外,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人堆里,再难找出第二首这样有金戈之声的力作。虽然杜甫也写过:“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军旅诗人王昌龄也写过:“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但这些都是旁观式的想象、抒发和描述,哪一个诗人曾有他这样亲身在刀刃剑尖上滚过来的经历?“列舰层楼”、“投鞭飞渡”、“剑指三秦”、“西风塞马”,他的诗词简直是一部军事辞典。他本来是以身许国,准备血洒大漠,马革裹尸的。但是南渡后他被迫脱离战场,再无用武之地。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撞不周,他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拍栏杆,只能热泪横流。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水龙吟》)谁能懂得他这个游子,实际上是亡国浪子的悲愤之心呢?这是他登临建康城赏心亭时所作。此亭遥对古秦淮河,是历代文人墨客赏心雅兴之所,但辛弃疾在这里发出的却是一声悲怆的呼喊。他痛拍栏杆时一定想起过当年的拍刀催马,驰骋沙场,但今天空有一身力,一腔志,又能向何处使呢?我曾专门到南京寻找过这个辛公拍栏杆处,但人去楼毁,早已了无痕迹,唯有江水悠悠,似词人的长叹,东流不息。 辛词比其它文人更深一层的不同,是他的词不是用墨来写,而是蘸着血和泪涂抹而成的。我们今天读其词,总是清清楚楚地听到一个爱国臣子,一遍一遍地哭诉,一次一次地表白;总忘不了他那在夕阳中扶栏远眺、望眼欲穿的形像。 辛弃疾南归后为什么这样不为朝廷喜欢呢?他在一首《戒酒》的戏作中说:“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成灾”。这首小品正好刻画出他的政治苦闷。他因爱国而生怨,因尽职而招灾。他太爱国家、爱百姓、爱朝廷了。但是朝廷怕他,烦他,忌用他。他作为南宋臣民共生活了40年,倒有近20年的时间被闲置一旁,而在断断续续被使用的20多年间又有37次频繁调动。但是,每当他得到一次效力的机会,就特别认真,特别执着地去工作。本来有碗饭吃便不该再多事,可是那颗炽热的爱国心烧得他浑身发热。40年间无论在何地何时任何职,甚至赋闲期间,他都不停地上书,不停地唠叨,一有机会还要真抓实干,练兵、筹款,整饬政务,时刻摆出一副要冲上前线的样子。你想这能不让主和苟安的朝廷心烦?他任湖南安抚使,这本是一个地方行政长官,他却在任上创办了一支2500人的“飞虎军”,铁甲烈马,威风凛凛,雄镇江南。建军之初,造营房,恰逢连日阴雨,无法烧制屋瓦。他就令长沙市民,每户送瓦20片,立付现银,两日内便全部筹足。其施政的干练作风可见一斑。后来他到福建任地方官,又在那里招兵买马。闽南与漠北相隔何远,但还是隔不断他的忧民情、复国志。他这个书生,这个工作狂,实在太过了,“过则成灾”,终于惹来了许多的诽谤,甚至说他独裁、犯上。皇帝对他也就时用时弃。国有危难时招来用几天;朝有谤言,又弃而闲几年,这就是他的基本生活节奏,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剧。别看他饱读诗书,在词中到处用典,甚至被后人讥为“掉书袋”。但他至死,也没有弄懂南宋小朝廷为什么只图苟安而不愿去收复失地。 辛弃疾名弃疾,但他那从小使枪舞剑、壮如铁塔的五尺身躯,何尝有什么疾病?他只有一块心病,金瓯缺,月未圆,山河碎,心不安。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这是我们在中学课本里就读过的那首著名的《菩萨蛮》。他得的是心郁之病啊。他甚至自嘲自己的姓氏: 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得姓何年,细参辛字,一笑君听取。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酸辛苦。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世间应有,芳甘浓美,不到吾家门户。(《永遇乐》)你看“艰辛”、“酸辛”、“悲辛”、“辛辣”,真是五内俱焚。世上许多甜美之事,顺达之志,怎么总轮不到他呢?他要不就是被闲置,要不就是走马灯似地被调动。1179年,他从湖北调湖南,同僚为他送行时他心情难平,终于以极委婉的口气叹出了自己政治的失意。这便是那首著名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依危楼,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据说宋孝宗看到这首词后很不高兴。梁启超评曰:“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长门事”,是指汉武帝的陈皇后遭忌被打入长门宫里。辛以此典相比,一片忠心、痴情和着那许多辛酸、辛苦、辛辣,真是打翻了五味坛子。今天我们读时,每一个字都让人一惊,直让你觉得就是一滴血,或者是一行泪。确实,古来文人的惜春之作,多得可以堆成一座纸山。但有哪一首,能这样委婉而又悲愤地将春色化入政治,诠释政治呢?美人相思也是旧文人写滥了的题材,有哪一首能这样深刻贴切地寓意国事,评论正邪,抒发忧愤呢? 但是南宋朝廷毕竟是将他闲置了20年。20年的时间让他脱离政界,只许旁观,不得插手,也不得插嘴。辛在他的词中自我解嘲道:“君恩重,且教种芙蓉!”这有点像宋仁宗说柳永:“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倒是真的去浅斟低唱了,结果唱出一个纯粹的词人艺术家。辛与柳不同,你想,他是一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痛拍栏杆,大声议政的人。报国无门,他便到赣南修了一座带湖别墅,咀嚼自己的寂寞。 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先生杖履无事,一日走千回。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白鹤在何处,尝试与谐来。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窥鱼笑汝痴计,不解举吾杯。废沼荒丘畴昔,明月清风此夜,人世几欢哀。东岸绿荫少,杨柳更须栽。(《水调歌头》)这回可真的应了他的号:“稼轩”,要回乡种地了。一个正当壮年又阅历丰富、胸怀大志的政治家,却每天在山坡和水边踱步,与百姓聊一聊农桑收成之类的闲话,再对着飞鸟游鱼自言自语一番,真是“闲愁最苦”,“脉脉此情谁诉”? 说到辛弃疾的笔力多深,是刀刻也罢,血写也罢,其实他的追求从来不是要作一个词人。郭沫若说陈毅:“将军本色是诗人”,辛弃疾这个人,词人本色是武人,武人本色是政人。他的词是在政治的大磨盘间磨出来的豆浆汁液。他由武而文,又由文而政,始终在出世与入世间矛盾,在被用或被弃中受煎熬。作为封建知识分子,对待政治,他不像陶渊明那样浅尝辄止,便再不染政;也不像白居易那样长期在任,亦政亦文。对国家民族他有一颗放不下、关不住、比天大、比火热的心;他有一身早炼就、憋不住、使不完的劲。他不计较“五斗米折腰”,也不怕谗言倾盆。所以随时局起伏,他就大忙大闲,大起大落,大进大退。稍有政绩,便招谤而被弃;国有危难,便又被招而任用。他亲自组练过军队,上书过《美芹十论》这样著名的治国方略。他是贾谊、诸葛亮、范仲淹一类的时刻忧心如焚的政治家。他像一块铁,时而被烧红锤打,时而又被扔到冷水中淬火。有人说他是豪放派,继承了苏东坡,但苏的豪放仅止于“大江东去”,山水之阔。苏正当北宋太平盛世,还没有民族仇、复国志来炼其词魂,也没有胡尘飞、金戈鸣来壮其词威。真正的诗人只有被政治大事(包括社会、民族、军事等矛盾)所挤压、扭曲、拧绞、烧炼、锤打时才可能得到合乎历史潮流的感悟,才可能成为正义的化身。诗歌,也只有在政治之风的鼓荡下,才能飞翔,才能燃烧,才能炸响,才能振聋发聩。学诗功夫在诗外,诗歌之效在诗外。我们承认艺术本身的魅力,更承认艺术加上思想的爆发力。有人说辛词其实也是婉约派,多情细腻处不亚柳永、李清照。 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都将今古无穷事,放在愁边。放在愁边,却自移家向酒泉。(《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丑奴儿》)柳李的多情多愁仅止于“执手相看泪眼”、“梧桐更兼细雨”,而辛词中的婉约言愁之笔,于淡淡的艺术美感中,却含有深沉的政治与生活哲理。真正的诗人,最善以常人之心言大情大理,能于无声处炸响惊雷。 我常想,要是为辛弃疾造像,最贴切的题目就是“把栏杆拍遍”。他一生大都是在被抛弃的感叹与无奈中度过的。当权者不使为官,却为他准备了锤炼思想和艺术的反面环境。他被九蒸九晒,水煮油炸,千锤百炼。历史的风云,民族的仇恨,正与邪的搏击,爱与恨的纠缠,知识的积累,感情的浇铸,艺术的升华,文字的锤打,这一切都在他的胸中、他的脑海,翻腾、激荡,如地壳内岩浆的滚动鼓胀,冲击积聚。既然这股能量一不能化作刀枪之力,二不能化作施政之策,便只有一股脑地注入诗词,化作诗词。他并不想当词人,但武途政路不通,历史歪打正着地把他逼向了词人之道。终于他被修炼得连叹一口气,也是一首好词了。说到底,才能和思想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像石缝里的一棵小树,虽然被扭曲、挤压,成不了旗杆,却也可成一条遒劲的龙头拐杖,别是一种价值。但这前提,你必须是一棵树,而不是一棵草。从“沙场秋点兵”到“天凉好个秋”;从决心为国弃疾去病,到最后掰开嚼碎,识得辛字含义,再到自号“稼轩”,同盟鸥鹭,辛弃疾走过了一个爱国志士、爱国诗人的成熟过程。诗,是随便什么人就可以写的吗?诗人,能在历史上留下名的诗人,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的吗?“一将成名万骨枯”,一员武将的故事,还要多少持刀舞剑者的鲜血才能写成。那么,有思想光芒而又有艺术魅力的诗人呢?他的成名,要有时代的运动,像地球大板块的冲撞那样,他时而被夹其间感受折磨,时而又被甩在一旁被迫冷静思考。所以积300年北宋南宋之动荡,才产生了一个辛弃疾。 觅渡,觅渡,渡何处 梁衡 常州城里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的纪念馆我已经去过三次。从第一次看到那个黑旧的房舍,我就想写篇文章。但是六个年头过去了,还是没有写出。瞿秋白实在是一个谜,他太博大深邃,让你看不清摸不透,无从写起但又放不下笔。去年我第三次访秋白故居时正值他牺牲六十周年,地方上和北京都在筹备关于他的讨论会。他就义时才三十六岁,可人们已经纪念他六十年,而且还会永远纪念下去。是因为他当过党的领袖?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是因为他的才气?是,又不全是。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 我第一次到纪念馆是一九九○年。纪念馆本是一间瞿家的旧祠堂,祠堂前原有一条河,叫觅渡河。一听这名字我就心中一惊,觅渡,觅渡,渡在何处?瞿秋白是以职业革命家自许的,但从这个渡口出发并没有让他走出一条路。“八七会议”他受命于之中,以一副柔弱的书生之肩,挑起了统帅全党的重担,发出武装斗争的吼声。但是他随即被王明,被自己的人一巴掌打倒,永不重用。后来在长征时又借口他有病,不带他北上。而比他年纪大身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都安然到达陕北,活到了建国。他其实不是被杀的,是为“左”倾路线所杀。是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而他先是仔细地独白,然后就去从容就义。 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式的人物,大喊一声:“你朝爷爷砍吧,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许人们早已把他忘掉。他是一个书生啊,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么秀气但又有几分苍白的面容。他一开始就不是舞枪弄刀的人。他在黄埔军校讲课,在上海大学讲课,他的才华熠熠闪光,听课的人挤满礼堂,爬上窗台,甚至连学校的教师也挤进来听。后来成为大作家的丁玲,这时也在台下瞪着一双稚气的大眼睛。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样折服了一代人。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择,当时准备结婚,想求秋白刻一对印,秋白开的润格是五十元。郑付不起转而求茅盾。婚礼那天,秋白手提一手绢小包,说来送金五十,郑不胜惶恐,打开一看却是两方石印。可想他当时的治印水平。秋白被排挤离开党的领导岗位后,转而为文,短短几年他的著译竟有五百万字。鲁迅与他之间的敬重和友谊,就像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地完美。秋白夫妻到上海住鲁迅家中,鲁迅和许广平睡地板,而将床铺让给他们。秋白被捕后鲁迅立即组织营救,他就义后鲁迅又亲自为他编文集,装帧和用料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秋白与鲁迅、茅盾、郑振铎这些现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齐肩至顶的啊,他应该知道自己身躯内所含的文化价值,应该到书斋里去实现这个价值。但是他没有,他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目睹党濒于灭顶,他振臂一呼,跃向黑暗。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他的俄文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是数一数二了,他曾发宏愿,要将俄国文学名著介绍到中国来,他牺牲后鲁迅感叹说,本来《死魂灵》由秋白来译是最合适的。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和秋白同时代的有一个人叫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他还是一直弄他的纯文学,后来确实也成就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现在,当我们很大度地承认梁实秋的贡献时,更不该忘记秋白这样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扑上去的人。如果他不这样做,留把菜刀作后用,留得青山来养柴,在文坛上他也会成为一个、甚至十个梁实秋。但是他没有。 如果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地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认罪,那么历史也早就忘了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曾是总书记的向忠发、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都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至于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高干,还可以举出不少。而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躯演出一场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英雄戏。他刚被捕时敌人并不明他的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其实,他实实在在是一个书生、画家、医生,除了名字是假的,这些身份对他来说一个都不假。这时上海的鲁迅等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却木然无应。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这时他却淡淡一笑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他死意已决,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伸一样坚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向来是以理行事,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文天祥被捕,跳水、撞墙,唯求一死。鲁迅受到恐吓,出门都不带钥匙,以示不归之志。赞扬朱自清宁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粉。秋白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已达到自由阶段的知识分子。蒋介石威胁利诱实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枪决。刑前,秋白唱《国际歌》,唱红军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场,高呼“中国万岁”,盘腿席地而坐,令敌开枪。从被捕到就义,这里没有一点死的畏惧。 如果秋白就这样高呼口号为革命献身,人们也许还不会这样长久地怀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临死前又抢着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在一般人看来真是多余。我们看他短短一生斗争何等坚决,他在国共合作中对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会议”,决定武装斗争,永远功彪史册,他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泣天地恸鬼神。这是一个多么完整的句号。但是他不肯,他觉得自己实在藐小,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于是用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地剖析了一遍。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光明的结论,他在这里却非要说一说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阴影。这又是一种惊人的平静。就像敌人要给他治病时,他说:不必了。他将生命看得很淡。现在,为了做人,他又将虚名看得很淡。他认为自己是从绅士家庭,从旧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与旧的斗争中受着煎熬,在文学爱好与政治责任的抉择中受着煎熬。他说以后旧文人将再不会有了,他要将这个典型,这个痛苦的改造过程如实地录下,献给后人。他说过:“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灵魂,在这《多余的话》里还嘱咐死后请解剖他的尸体,因为他是一个得了多年肺病的人。这又是他的伟大,他的无私。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历史,极力隐恶扬善。特别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爱这样做,别人也帮他这样做,所谓为尊者讳。而他却不肯。作为领袖,人们希望他内外都是彻底的鲜红,而他却固执地说:不,我是一个多重色彩的人。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实验的一部分。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个内心既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 我在这间旧祠堂里,一年年地来去,一次次地徘徊,我想象着当年门前的小河,河上来往觅渡的小舟。秋白就是从这里出发,到上海办学,后来又在上海会见鲁迅;到广州参与国共合作,去会孙中山;到苏俄去当记者,去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到九江去主持“八七会议”,发起武装斗争;到江西苏区去主持教育工作。他生命短促,行色匆匆。他出门登舟之时一定想到“野渡无人舟自横”,想到“轻解罗裙,独上兰舟”。那是一种多么悠闲的生活,多么美的诗句,是一个多么宁静的港湾。他在《多余的话》里一再表达他对文学的热爱。他多么想靠上那个码头,但他没有,直到临死的前一刻他还在探究生命的归宿。他一生都在觅渡,但是到最后也没有傍到一个好的码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但正是这悲剧的遗憾,人们才这样以其生命的一倍、两倍、十倍的岁月去纪念他。如果他一开始就不闹什么革命,只要随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会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家或者名医。梁实秋、徐志摩现在不是尚享后人之飨吗?如果他革命之后,又拨转船头,退而治学呢,仍然可以成为一个文坛泰斗。与他同时代的陈望道,本来是和陈独秀一起筹建的,后来退而研究修辞,著《修辞学发凡》,成了中国修辞第一人,人们也记住了他。可是秋白没有这样做。就像一个美女偏不肯去演戏,像一个高个儿男子偏不肯去打球。他另有所求,但又求而无获,甚至被人误会。一个人无才也就罢了,或者有一分才干成了一件事也罢了。最可惜的是他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而一件也没有干成,这才叫后人惋惜。你看岳飞的诗词写得多好,他是有文才的,但世人只记住了他的武功。辛弃疾是有武才的,他年轻时率一万义军反金投宋,但南宋政府不用,他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后人也只知他的诗才。瞿秋白以文人为政,又因政事之败而返观人生。如果他只是慷慨就义再不说什么,也许他早已没入历史的年轮。但是他又说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话,他觉得探索比到达更可贵。当年项羽兵败,虽前有渡船,却拒不渡河。项羽如果为刘邦所杀,或者他失败后再渡乌江,都不如临江自刎这样留给历史永远的回味。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将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了一层。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 秋白不朽。 我写《觅渡,觅渡,渡何处》 梁衡 1982年我在光明日报发表散文《晋祠》,当年被选入中学教材,并应教学需要写了一篇《我写〈晋祠〉》。16年后,1998年又有一篇散文《觅渡,觅渡,渡何处》被选入中学教材。许多语文刊物希望能再写一篇文章,谈谈《觅渡》的写作,以作教学参考。 这篇文章和《晋祠》不同,《晋祠》是写景,《觅渡》是写人,作者在《晋祠》中的目标是怎样发现自然美,表现自然美;而在《觅渡》中的目标是怎样发现人的价值,挖掘人的价值,想写出一种人格的力量和做人的道理。与大自然雄浑博大、深奥无穷一样,人也是永远探究不完的课题。人的精神世界其广阔、博大、复杂,决不亚于自然世界。人是另外一个宇宙。 一个人对社会历史的贡献,或曰他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分有形和无形两种。有形的指他的功业,依个人能力、机遇不同差别亦大。小至种一草,植一树;大至缔造一个国家,完成一项发明、一个发现。只说有形功业,人就是一望无际的群山,有层层丘陵也有巍巍的珠穆朗玛峰。遥望历史,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马恩列斯、毛刘周朱,群峰屹立,连绵不绝。从凡人到英雄,从小事到大功,足够波澜起伏了。这是以成败论英雄。 还有一种无形的价值,就是人格的力量。一个人外在的功业有大小之分,内蕴的人格也有高下之别,这是另外一个做人的系列,另一种标准。一个人格高尚的人并不一定就能创造多么惊天动地的功业。这与其人的学识、机遇、时势有关。比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都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功大业,但他们的人格却足以照亮所有的人,包括身处要位、执掌大权的人。在人格这一点上,人人都向他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人格所展示的是作为人所特有的一种本质的力量,这种力量一旦被开发,一旦与其他外在的力量相结合,便威力无穷,就像蕴藏在铀原子里的能量被裂变释放一样。人格人人有,人格不因其人的外在职位、权力、功业的大小而分高下。人格是人的本质意志,是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格虽与外在的功业无关,但人格的展示却要有外在的机遇,在这个机遇下,小人物也能发出异样的光彩。我当记者时,曾经采访过一宗冤案,几百人受迫害,甚至一位县委书记被迫自杀,但是最后为此案奔走平反、坚强不屈的竟是一位看庙老人。这就是人格的力量。后来我写了一篇散文《桑氏老人》。就是说外部条件能更深刻地考验出一个人的人格,进一步锻炼成就一个人的人格。特别是复杂的背景、跌宕的生活、严酷的环境、悲剧式的结局更能考验和拷问出一个人的人格。瞿秋白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有内在的人格,又有外在的功业,还有才未尽、功未成的悲剧,所以他是一个永远议论不完的话题,是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 我接触瞿秋白这个题材比较早。在初中时我读过介绍他的小册子。他那幅脸色略显苍白的照片,对我印象很深。还有照片后的题字:“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还有鲁迅送他的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都深刻地印在我的记忆里。1963年我上大学,社会上批判叛徒哲学,说太平天国英雄李秀成是叛徒,又影射到他的《多余的话》。到“文革”,在空前的翻案风和打倒声中,他被说成叛徒,我在八宝山亲眼见到他的被砸毁的墓,世事沧桑,世态炎凉。“文革”以后党中央又再次正式确认他的功绩、他的英雄地位。他是个人物,是个复杂深邃的人。但这时还没有想到写他。真正想到要为秋白同志写篇文章,是见到了他的故居。 1990年我到常州出差,问当地有什么历史名人。答曰:早期三大领袖瞿秋白、恽代英、张太雷都是常州人。我心中一惊,真是人杰地灵。这座小城怎么容得下三位风云人物。秋白同志在城里还留有一处故居并已开辟成纪念馆。我很快去拜谒了他的故居。这是处于闹市区一条大马路边的一座旧房子,说是故居,其实不是秋白家的家产,它是瞿家的一座祠堂,秋白一家当时早已穷得房无一间,无处栖身,而只好借居在本族祠堂里,穷途末路,与林教头风雪借宿山神庙差不了多少。秋白祖上曾是官宦人家,到他父亲一辈已破落得很。其父字、画、医都极好,现在故居墙上还挂有他的字画。但他很不善治家理财,过着穷愁潦倒、浊酒苦茶的散漫生活。治家的重担全落在秋白母亲的身上。这个没落家庭已如大厦将倾,柴米不济,捉襟见肘,债主常常前后堵门,父亲依然是既无能力又无多少责任心,唯母亲终日忧心如焚,以泪洗面。终于她实在经不起这如磐的压力,在一个深夜服火柴头自尽。当时秋白在外地念中学,他得知噩耗回家奔丧,在母亲床前的砖地上哭得死去活来。并留有一悼亡诗: 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 饥寒此日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 我去参观时,默默地盯着那张老式木床,盯着深黑色的砖地,半天憋得喘不过气来。我曾经想过,文章就从这个情节开头。秋白是贫白如洗,是被社会逼到生存的边缘的啊。他从本质上代表被压迫的贫苦大众。这是他的人生起点。贫穷是第一课。他的人格锤炼是从这里开始的。他是一块烧红的铁,被放在砧子上反复锻打,又再度投到洪炉中,许多不纯之物被烧化了,化作青烟飞走了;又有许多不纯之物被锻打成渣挤出体外。剩下的是一块纯精之钢,坚不可摧,柔可绕指,光洁照人。秋白以没落世家子弟受劳苦大众之苦;以一柔弱书生当领袖之任;以学富五车、才通六艺之躯,充一普通战士,去作生死之搏。像山高岭险而生劲松,雾多露重而产名茶,历史的风口、浪尖、滚雷、闪电下站起了一个瞿秋白。 对秋白人格的剖析,我在文中设计了三个如果,表达了两层意思。 第一个如果,“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式的人物”,是想说他怎样看待“生”,看待生命的价值。他不是普通人,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他有文才、画才、医才、翻译之才,他身体里的含金量要比常人高得多。但是他不顾影自怜,不怀才自惜,一旦民族大众需要就将自己的珠玉之身扑上去,好像用一块纯玉、一块黄金代替一块石头、一车土去堵决口。这是一种最伟大的无私,最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比只是一般的献出生命更可贵,更可敬,更耐人思索。 第二个如果,“如果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的柔弱”,是想说他怎样对待“死”,说他对死的态度。秋白是一个理性的人,是一个深明生死大义的人。他是个英雄,但决不是平常意义上的,传统形象的草莽英雄、刀枪英雄、虎胆英雄、狂飙英雄。勇敢、坚强等这些英雄冠词、已无法概括他。他是一个冷静的勇敢者,只要他认准的主义、道理,他就静静地去实现。为了主义,他把死看得很淡。轻轻地,就像掀开杯盖吹开茶面上的浮沫。 第三个如果,如果他不写《多余的话》,是说他怎样看待“名”,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就像他对生活可以轻抛,对死淡然一笑,对名也看得很透,对到手的名也像对生命一样,轻轻地一推,就把它推到一边了。他是大彻大悟、彻底超脱的人。人格修炼到此,应该说无论是佛,是道,是儒还是一般的革命人生,他都超然其上了。 秋白用他的惊人之举回答了以上的三个问题,这已经够我们思索不尽了,但还有更深一层,或曰更感人的一层,他是用悲剧的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的。这算是第四个“如果”,没有点出的“如果”。悲在什么地方呢?一是他的才没有发挥出来,二是党内自己人的斗。后人悲其生乱世而才不得用,又悲其处困境而志不得逞。可惜他的才华,又为他生前生后在党内长期蒙冤而不平,这是两个“悲结”,是秋白这个人物所以能引起广泛共鸣的主要原因之一。鲁迅说:“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是其一。……中俄文都好,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 怀才不遇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实,也几乎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这是社会矛盾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人们对这个主题的关注,正是企望社会的进步和人的价值的实现。所以屈原、贾谊、司马迁总是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瞿秋白也已经加入这个行列。但秋白与他们还有不同。他不是如封建时代那种简单地为明主不知、君主见弃。第一,他赶上了乱世,只要有一个稍微平静的环境和稍充足的时间,他的文学之才、艺术之才、治学之才就可以附在一块土壤上,扎下根,长成参天大树。如司马相如,如李白、王维、白居易。但家贫世乱,他没有这样的条件。第二,更主要的是,面对民众遭涂炭、陷水火,他顾不得去发挥自己的这些才。本来乱世而成名的文人也是很多的。如《觅渡》中写到的与秋白同时的梁实秋、陈望道。但秋白主动放弃了这个展才之机。为民族大众的政治,一个文学艺术的巨才未能长得更高,并过早地夭折。这就让人更有一份遗憾,一丝悲伤。 壮志难酬,这也是历史上常有的事,也是一种社会矛盾现象。对一个人来说逆境难免,企图一生顺利,心想事成,这不可能。但秋白之逆境,不是前进方向遇到的逆风、逆浪,而是在革命阵营内部,在他的身边、身后发生的不公平、不愉快,甚至是迫害。年轻一点的同志常不理解为什么党内也曾有那么残酷的斗争。其实内部斗争也是一种矛盾,各种思想、观点、利益的不同,矛盾也有激化的时候。只是人们在习惯上总觉得自己人不该发生这种事,一旦发生不但令人生悲更令人生愤。所以历史上如岳飞、袁崇焕等忠臣良将未死敌手反遇内害,令一代一代的人一提起心里就颤抖,就发痛。秋白也已归入这个行列,他是被“左”倾路线,被自己人所害。是长征前有意甩下的包袱,是被母亲推出怀抱的孩子。他甘愿舍弃自己的才华救党救民,反遭如此不公,这怎么能不令人从心里感到深深的悲凉和激愤呢。 秋白是一出悲剧。一个有大才而未能充分展示、过早夭折的大悲;一片诚心,未能见察,被抛弃,甚至死后多年仍蒙冤屈的大悲。他就是在这样一个悲剧过程和悲剧气氛中揭示生命的价值和人格的内涵。同是的领袖,他对民族的贡献,不像、周恩来那样有大功大业,而是昭示了一种精神,一种道德。这种精神道德甚至超过了事业本身,因为精神可以变成无穷的力量。所以后人尊敬和纪念、周恩来,也同样尊敬和纪念瞿秋白。《觅渡》是1996年8月发表的,1998年10月,我因公过常州第四次拜谒秋白纪念馆,馆里的同志说,明年1999年是秋白诞辰百周年。我立即联想到这一年我们刚纪念了周恩来、、彭德怀百周年,秋白比他们还小一岁啊。他的物质生命只有其他战友的一半,但他的精神生命却与他们一样长存。许多事他没有来得及做,但他以自己的行动和生命昭示出一条路,所以我在文末说:“探索比到达更可贵”,“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可见人格的力量与价值。纪念馆的同志说常州准备隆重纪念秋白诞辰百周年,包括重修他的纪念馆、秋白铜像揭幕。而这些重修经费中竟有36万元是来自民间,是平时十元、百元,一张一张送到纪念馆来的。这中间没有任何的号召,只是默默地发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鲁迅说:“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歌颂他光明磊落的人格,又悲其大才未展,悲其忠心不被理解,这是《觅渡》一文想表达的主要意思。我想是这三点打动了读者。因为秋白身上所集中的人格魅力和悲剧情结,并不只是他自己的,是有民族性和在党史上有代表性的。首先是秋白具有历史的典型性,这篇文章也就有了文学的典型性。 大无大有周恩来——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 梁衡 今年是周恩来诞辰百年,他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二年。但是他的身影却时时在我们身边,至今,许多人仍是一提总理双泪流,一谈国事就念总理。陆放翁诗:“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是什么办法化作总理身千亿,人人面前有总理呢?难道世界上真的有什么灵魂的永恒?伟人之魂竟是可以这样地充盈天地、浸润万物吗?就像老僧悟禅,就如朱子格物,自从一九七六年一月国丧以来,我就常穷思默想这个费解的难题。二十多年了,终于有一天我悟出了一个理:总理这时时处处的“有”,原来是因为他那许许多多的“无”,那些最不该,最让人想不到、受不了的“无”啊。 总理的惊人之无有六。 一是死不留灰。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集团被粉碎不久,“”集团正自鸣得意,中国上空乌云压城,百姓肚里愁肠千结。一九七六年新年刚过,一个寒冷的早晨突然广播里传出了哀乐。人们噙着泪水,对着电视一遍遍地看着那个简陋的遗体告别仪式,突然那副可憎的面孔出现了,她居然不脱帽鞠躬,许多电视机旁都发出了怒吼:脱掉帽子!过了几天,报上又公布了总理遗体到八宝山火化的消息,并且遵总理遗嘱不留骨灰。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个事实,一定是这个臭婆娘又在搞什么阴谋。直到多少年后,我们才清楚,这确实是总理遗愿。一月十五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如拍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但人们还是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多少年后还是有人提问,难道总理的骨灰就真的一点也没有留下吗?中国人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习惯修墓土葬,这对生者来说,可以寄托哀思,对死者来说则希望还能长留人间。多少年来,越有权的人就越下力气去做这件事。中国的十三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还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过。人是无神论者,又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当然不会为自己的身后事去费许多神。所以一解放,就带头签名火葬,以节约耕地,但彻底如周恩来这样连骨灰都不留的却还是第一人。你看一座八宝山上,不就是存灰为记吗?历史上有多少名人,死后即使无尸,人们也要为他修一个衣冠冢。老舍先生的追悼会上,骨灰盒里放的是一副眼镜,一支钢笔。纪念死者总得有个念物,有个引子啊。 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哭无泪,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相思寄何处?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名篇都是碑文、墓志和在名人墓前的凭吊之作,有许多还发挥出炽热的情和永恒的理。如韩愈为柳宗元写的墓志汪:“士穷乃见节义”,如杜甫在诸葛亮祠中所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都成了千古名眩明代张溥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简直就是一篇正义对邪恶的宣眩就是空前伟大如马克思这样的人,死后也有一块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说也选入马恩文选,成了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马克思的形象也因这篇文章更加辉煌。为伟人修墓立碑已成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百姓的习惯,你看明山秀水间,市井乡村里,还有那些州县府志的字里行间,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古人墓、碑、庙、祠、铭、志,怎么偏偏轮到总理,这个前代所有的名人加起来都不足抵其人格伟大的人,就连一个我们可以为之扼腕、叹息、流泪的地方也没有呢?于是人们难免生出一丝丝的猜测,有的说是总理英明,见“”猖狂,政局反复,不愿身后有伍子胥鞭尸之事;有的说是总理节俭,不愿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费国家钱财。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个干净。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他是一个只讲奉献,献完转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火的馈饷。也许隐隐还有另一层意思。以他者的无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现什么“僭越”式的悼念,或因此又生出一些政治上的尴尬。果然,地球上第一个为周恩来修纪念碑的,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第一个纪念馆也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乡。日本的纪念碑是一块天然的石头,上面刻着他留学日本时的那首《雨中岚山》。一九九四年我去日本时曾专门到樱中去寻正这块诗碑。我双手抚石,西望长安,不觉泪水涟涟。回天无力,斯人长逝已是天大的遗憾,而在国内又无墓可寻,叫人又是一种怎样的惆怅?一个曾叫世界天翻地覆的英雄,一个为民族留下了一个共和国的总理,却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这强烈的奉,让人一想,心里就有如坠落千丈似地空茫。 总理的二无是生而无后。 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刘备明明是个编席卖履的小贩,却攀了个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诸葛亮和关、张、闸马、黄等一批文臣武将,就捧着这块招牌,居然三分天下。一般人有后无后还是个人和家族的事,名人无后却成了国人的遗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纪念古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人们尊其后,说到底还是尊其本人。这是一种纪念,一种传扬。对越是功高德重为民族作出牺牲的逝者,人们就越尊重他们的后代,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赎回生者的遗憾。总理并不脱俗,也不寡情。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核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子私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有二十一名牺牲在战争前线)。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著名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一九七六年总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您!”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但是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他的倾倒多少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这在解放初党的中高级干部中不乏其人,并几乎成风。但总理没有。他以倾国之权而坚守平民之德。后来有一个厚脸皮的人写过一本书,称她自己就是总理的私生,这当然经不起档案资料的核验。举国一阵哗然之后,如风吹黄叶落,复又秋阳红。但人们在愤怒之余心里仍然隐隐存着一丝的惆怅。特别是眼见和总理同代人的子,或又子的子,不少都居高位名显于世,不又要黯然神伤。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求全求的,如总理这样的伟人该是英雄人、父英子雄、家运绵长的啊。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这怎么能不在国人心咒下一个空洞呢?人们的习惯思维如列车疾驶,负着浓浓的希望,却一下子冲出轨道,跌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 总理的三无是而不希 千百年来,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在某些人看来,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希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甚至不够标准的平民。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私我驻外使馆去缝洗。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时,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领子和袖口已换过几次,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级的宾馆,每天起,先由我方人员将这套行头收入箱内锁好,才许宾馆服务生进去整理房间。人家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最高机密的文件箱呢。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平民的灵魂。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那样子就像一个坐在包装台前的工。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厅办公,一直住了二十五年。这是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工作人员多次请示总理,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于是《周恩来年谱》便有了这一段记载:一九六○年三月六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就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帖,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见没带钱,就摇摇头走了。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一国总理啊,他理天下事,管天下财,住一室,食一蔬,用一物,办一事算得了什么?多少年来,在人们的脑子里,做就是显耀。你看,封建社会的帽,不是乌纱便是红顶,员出行,或鸣锣开道,或静街回避,不就是要一个“媳字?这种显耀或为显示权力,或为显示财富,总之是要显出高人一等。古人一考上进士,就要鸣锣报喜,一考上状元就要骑马披红走街,一当上就要回乡到父老面前转一圈。所谓衣锦还乡,为的就是显一希刘邦做了皇帝后,曾痛痛快快地回乡显示过一回,元散曲名篇《高祖还乡〈挖苦此事。你看那排场:“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西晋时有个石崇做到个荆州刺史,也就是地委书记吧,就敢于同皇帝司马昭的小舅子王恺斗富。他平时生活,“丝竹尽当时之精,庖膳穷水陆之珍”。招待客人,以锦围步幛五十里,以蜡烧柴做饭,王恺自叹不如。现在这种显弄之举更有新招,比座位,比上镜头,比好房,比好车,比架子。一次一位县级小到我办公室,身披呢子大衣,刚握完手突然后面蹿上一小童,双手托举一张名片。原来这是他的跟班,连递名片也要秘书代劳,这个架子设计之精,我万没有想到。刚说间话又抽出“大哥大”,向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报告他现已到京,正在某某办公室,连我也被他编入了显耀自己的广告词。我不知他在地方上有多大政绩,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看这架子心里只有说不出的苦和酸。想总理有权不私,有名不显,权倾一国,两袖清风,这种近似残酷的奉随着岁月的增加,倒叫人更加不安和不忍了。 总理的四无是党而不私。 列宁讲:人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同志就提到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项羽、刘邦为楚汉两党,汉党胜,建刘汉王朝,三国演义就是曹、孙、刘三党演义。朱元璋结党扯旗,他的对立面除元政权这个执政党外,还有张士诚、陈友谅各在野党,结果朱党胜而建朱明王朝。只有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求。无数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都做到了入党无私,在党无私。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权握一国之财,而要私无一点,利无一分,却是最难最难的。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难,做无私的大更难。像总理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个人为党所用,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或可为党员,或可为党阀了。王明、张国焘不都成了党阀吗?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不私。 一九七四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他。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合,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这种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举不胜举。周总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三弟恩寿情同手足。恩寿解放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总理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我弟弟。后恩寿胃有病,不能正常上班,总理又指示要办退休,不上班就不能领国激资。曾山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文革”中总理尽全力保护救助干部。一次范长江的夫人沈谱(著名民主人士沈均儒之)找到总理的侄周秉德,希望能向总理转交一封信,救救长江。周秉德是沈均儒长孙儿媳,沈谱是她丈夫的亲姑姑。范长江是我党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又是沈老的婿,总理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以这样深的背景,周秉德然敢解封信,因为总理有一条兼:任何家人不得参与公事。 如果说总理要借在党的力量谋大私,闹独立,闹分裂,篡权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磨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五十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这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成员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请了回来。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有枪就要权,不给权就翻脸,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红军总算统一,得以顺利北进,扎根陕北。第二次是“”和三年困难时期。一九五七年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陈云等提出反冒进,大怒,说不是冒进,是跃进,并多次让周恩来检讨,甚至说到党的分裂。周恩来立即站出将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几乎逢会就检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党的团结,保住一批如陈云、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为党渡危机。而在他修订规划时,又小心地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将“十五年赶上英国”,改为“十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加了九个字。将“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个字,果然,一年以后,经济凋敝,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们留下三年余地。第三次是“文革”中,骗取了信任。这时作为二把手的周恩来再次让出了自己的位置。他这个当年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毕恭毕敬地向他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副统帅请示汇报,在城楼上、在大会堂等公众场合为之领坐引路。的威望,或者就以他当时的投机表现、身体状况,总理自然知道他是不配解个班的,但主席同意了,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他只有服从。果然,九大之后只有两年多,自我爆炸,总理连坐镇大会堂,弹指一挥,将其余党一网打尽,为国为党再定乾坤。让也总理,争也总理,一屈一伸又弥合了一次分裂。第四次,事件之后总理威信已到绝高之境,但“”的篡权阴谋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这时已经不是拯救党的分裂,而是拯救党的危亡了,总理自知身染绝症,一病难起,于是他在抓紧寻找接班人,寻找可以接替他与“”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他不顾危病在身飞到韶山与商量的任职。小平一出山,双方就展开拉据战,这时总理躺在医院里,就像诸葛亮当年卧病军帐之中,仍侧耳静听着帐外的金戈铁马声。“”唯一忌惮的就是周恩来还在世。当时主席病重,全党的安危系于周恩来一身,他生命延缓一分钟,党的统一就能维持一分钟。他躺在上,像手中没有了弹药的战士,只能以重病之躯扑上去堵枪眼了。癌症折磨得他消瘦、发烧,常处在如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来连大剂量的镇痛、都不起作用。但是他忍着,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党的希望就多一分。因为人民正在觉醒,叶帅他们正在组织反击。他已到弥留之际,当他清醒过来时,对身边的人员说:“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中央让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就这样一直撑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当时消息还未正式公布,但群众一看医院内外的动静就猜出大事不好。这天总理的保健医生外出办事,一个熟人拦住问:“是不是总理出事了,真的吗?”他不敢回答,稍一迟疑,对方转身就走,边走边哭,终于放声大哭起来。九个月后,百姓心中的这股怨气,一举掀翻了“”。总理在死后又一次救了党。 宋代欧阳修写过一篇著名的《朋党论》,指出有两种朋党,一种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禄利,所贪者财货”;一种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而只有君子之朋才能万众一心。“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以周公为首。这就是周灭商的道理。周恩来在重庆时就被人称周公,直到晚年,他立党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鲜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只不过是“一饭三吐哺”,而我们的总理在病榻上还心忧国事,“一次输液三拔针”啊。如此忧国,如此竭诚,怎么能不天下归心呢? 总理的五无是劳而无怨。 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受苦人。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三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文化革命”中上下周旋,这种在夹缝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他人生的最后一些年头,直到临终,身上一直佩着的一块徽章,是“为人民服务”。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周恩来是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住进医院的,据资料统计,一至五月共一百三十九天,他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有九天;十四至十八小时有七十四天;十九至二十三小时有三十八天;连续二十四小时有五天。只有十三天工作在十二小时之内。而从三月中旬到五月底,两个半月,日常工作外,他又参加中央会议二十一次,外事活动五十四次,其他会议和谈话五十七次。他像一头牛,只知道负重,没完没了地受苦,有时还要受气。一九三四年,因为王明的“左”倾路线和洋顾问李德的指挥之误,红军丢了苏区,血染湘江,长征北上。这时周恩来是军事三人团成员之一,他既要负失败之责,又要说服博古恢复的指挥权,惶惶然,就如《打金枝》中的皇后,劝了金枝,回过头来又劝驸马。一九三八年,他右臂受伤,两次治疗不愈,只好远走苏联。医生说为了彻底好,治疗时间就要长一些。他却说时局危急,不能长离国内,只短住了六个月。最后还是落下个臂伸不直的残疾。而也是治病,也是这个时局,却在苏联从一九三八年住到了一九四一年。“文化革命”中,周恩来成了救火队长,他像老母鸡以双翅护雏,防老鹰叼食一样尽其所能保护干部。要揪斗陈毅,周恩来苦苦说服无效,最后震怒道:我就站在大会膛口,看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这时国家已经瘫痪,全国除少数造反派许多人都成了逍遥派,而周恩来始终是一个苦撑派,一个苦命人。他像扛着城门的力士,放不下,走不开。每天无休止地接见,无休止地调解。饭都阑及吃,服务员只好在茶杯里调一点面糊。“文革”中干部一层层地被打倒。他周围的战友,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已被打倒一大片,连国家主席都被打倒了,但偏偏留下了他一个。他连这种“休息”的机会也得不到啊。全国到处点火,留一个周恩来东奔西跑去救火,这真是命运的捉弄。他坦然一笑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大厦将倾,只留下一根大柱。这柱子已经被压得吱吱响,已经出现裂纹,但他还是咬牙苦撑。由于他的自我牺牲,他的厚道宽容,他的任劳任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每一次进退两难,都离不开他。许多时候他都左右逢源,稳定时局,但许多时候,他又只能被人们作为平衡的棋子,或者替罪的羔羊。历史上向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领导人换了多少,却人人要用周恩来。他的过人才干害了他,他的任劳任怨的品质害了他,多苦、多难、多累、多险的活,都由他去顶。 一九五七年年底,晰经济出现急功近利的苗头,周恩来提出反冒进。大怒,连续开会发脾气。一月初杭州会议,毛说:你脱离了各省、各部。一月中旬南宁会议,毛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时柯庆施写了一篇升虚火的文章,毛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吗?八月成都会议,周恩来检查,毛还不满意,表示仍然要作为一个犯错误的例子再议。从成都回京后,一个静静的晚,西厅凉如水,周恩来把秘书叫来说,“我要给主席写份检查,我讲一句,你记一句。”但是他枯对孤灯,常常五六分钟说不出一个字。冒进造成的险情已经四处露头,在对下与对上、报国与“忠君”之间,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深深的痛苦。他对领袖的服从与忠诚绝不是封建式的愚忠。他是基于领袖是党的核心、是党统一的标志这一原则耗威信这一事实,从唯物史观撼标准出发来严格要求自己的。为了大局,在前几次会上他已把反冒进的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现在还要怎样深挖呢?而这深探游走的笔刃又怎样才能做到既解剖自己又不伤实情,不伤国事大局呢?天亮时,秘书终于整理成一篇文字,其中加了这样一句:“我与主席多年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还是跟不上主席的思想。”恩来指着“风雨同舟,朝夕与共”八个字说,怎么能这样提呢?你太不懂党史。说时眼眶里已泪水盈盈了。秘书不知总理苦,为文犹用昨日辞。几天后,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完检讨,并委婉地请求辞职。结论是不许辞。哀莫大于心死,苦莫大于心苦,但痛苦更在于心虽苦极又没有死。周恩来对国对民对领袖都痴心不死啊,于是他只有负起那让常人看来无论如何也负不动的委屈。 总理的六无是去不留眩 一九七六年元旦前后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这时中央领导对总理病情已是一日一问,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可惜总理将去之时正是中央领导核心中鱼龙混杂、忠奸共处的混乱之际。奸佞之徒、王洪文常假惺惺地慰问却又暗藏杀机。这时忠节老臣中还没有被打倒的只有了。叶帅与总理自黄埔时期起便患难与共,又共同经历过党史上许多是非曲直。眼见总理已是一日三厥,气若游丝,而“”又乘危满,叶帅心乱如麻,老泪纵横。一日,他取来一叠白纸,对病房值班人员说,总理一生顾全大局,严守机密,肚子里装着很多东西,死前肯定有话要说,你们要随时记下。但总理去世后,值班人员交到叶帅手里的仍然是一叠白纸。 当真是总理肚中无话吗?当然不是,在会场上,在向领袖汇报时,在栋”斗争时,在与同志谈心时,该说的都说过了,他觉得不该说的,平时不多说一字,现在并不因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负责任,随心所。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邓疑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总理工作上的事邓疑超自动回避,总理也不与她多讲一字。总理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一把,秘书一把,警卫一把,邓疑超没有,她要进办公室必须先桥。周总理把自己一劈两半。一半是公家的人,党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两部分泾渭分明,绝不相混。周恩来与邓疑超的爱可谓至纯至诚,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们两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子,但决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反过来子对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关心,但决不能关心到公事里去。总理与邓大这对权高德重的伴侣堪称是正确处理家事国事的楷模。诗言志,为说心里话而写。总理年轻时还有诗作,现在东瀛岛的诗碑上就刻着他那首著名的《雨中岚山》。皖南事变骤起,他愤怒地以诗承:“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但解放后,他除了公文报告,溶少有诗。当真他的内心情感之门关闭了吗?没有。工作人员回忆,总理工作之余也写诗,荧笔写在信笺上,反复改。但忻后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纸篓,宛如一群梦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党的决定和纪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瞿秋白在临终前留下一篇《多余的话》将一个真实的我剖析得淋漓尽致,然后昂然就义,舍身成仁。坦白是一种崇高。周恩来在临终前只留下一叠白纸。“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就无我,我肝言哉?不必再说,又是一种崇高。 周恩来的六个“大无”,说到底是一个无私。公私之分古来有之,但真正的大公无私自始。一九九八年是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也是划时代的《宣逊发表一百五十周年。是这个《宣逊公开提出要消灭私有制,要求每个党员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敢大胆说一句,一百五十年来,实践《宣逊精神,将公私关系处理得这样彻底、完,达到如此绝妙之境者,周恩来是第一人。因为即使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没有他这样长期处于手握党权、政权的惑和身处各种矛盾的煎熬。总理在甩脱自我,真正实现“大无”的同时却得到了别人没有的“大有”。有大智、大勇、大才和大貌——那种倾城倾国,倾倒联合国的风貌,特别是他的大爱大德。 他爱心博大,覆盖国家、人民和整个世界。你看他大至处理国际关系,小至处理人际关系无不充满浓浓的、厚厚的爱心。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中国曾是积怨如山的,但是战争结束后,一九五四年周恩来第一次与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见面时就发出友好的表示,虽然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了,或者是不敢接受,但周恩来还是满脸的宽厚与自信,就是这种宽厚与自信,终于吸引尼克松在我们立国二十一年后,横跨太平洋到中国来与周恩来握手。国共两党是曾有血海深仇的,蒋介石曾以巨额大洋悬赏要周恩来的头。当西安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已成阶下囚,国人皆曰可杀,连曾经向蒋介石右倾过的陈独秀都高兴地连呼打酒来,蒋介石必死无疑。但是周恩来却带了十个人,进到刀枪如林的西安城去与蒋介石握手。周恩来长期代表与谈判,在重庆,在南京,在北平。到最后,这些敌方代表竟为他的魅力所吸引,投向了。只有团长张治中说,别人可以留下,从手续上讲他应回去复命。周却坚决挽留,说西安事变已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张学良),这次不能重演悲剧,并立即通过地下党将张的家属也接到了北平。他的爱心征服了多少人,温暖了多少人,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叹服。宋龄连问蒋介石,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人。方与他长期打交道后,甚至后悔当初不该去扶植蒋介石。至于他对人民的爱,革命队伍内同志的爱,更是如雨润田,如土载物般地浑厚深沉。曾任党的总书记、犯过“左”倾路线错误的博古,可以说是经周恩来亲手“颠覆”下台的,但后来他们相处得很好,在重庆,博古成了周的得力助手。甚至像陈独秀这样曾给党造成血的损失,当他对自己的错误已有认识,并有回党的表示时,周恩来立即着手接洽此事,可惜未能谈成。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这话移来评价周恩来最合适不过。当周恩来去世时,无论东方西方,同声悲泣,整个地球都载不动这许多遗憾,许多愁。 他的大德,再造了党,再党了共和国,并且将一个者的无私和儒家传统的仁义忠信糅合成一种新的德,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新的典范。如果说是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周恩来则是党和国家的养护人。他硬是让各方面的压力,各种矛盾将自己压成了粉,挤成了油,润滑着党和共和国这架机器,维持着它的正常运行。五十年来他亲手托起党的两任领袖,又拯救过共和国的三次危机。遵义会议他扶起了,“文革”后期他托出。作为两代领袖,毛邓之功炳彪史册,而周恩来却静静地化作了那六个“无”。建国后他首治战争创伤,国家复苏;二治“”灾难,国又中兴;三抗集团,铲除妖孽。而他在举国狂庆的前却先悄悄地走了,走时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 周恩来为什么这样地感人至深,感人至久呢?正是这“六无”,“六有”,在人们心中撞击、翻搅和掀动着大起大落、大跌大荡的波浪。他的博爱与大德拯救、温暖和护佑了太多太多的人。自古以来,爱民之受人爱。诸葛亮治蜀二十七年,而武侯祠火不断一千五百年。陈毅游武侯祠道:“孔明反胜昭烈(刘备)其何故也,余意孔明治蜀留有遗爱。”遗爱愈厚,念之愈切。平日常人相处尚投桃报李,有恩必报,而一个伟人再造了国家,复兴了民族,润泽了百姓,后人又怎能轻易地淡忘了他呢?我们是唯物论者,但我心里总觉得大概有一天还是会有人来要为总理修一座庙。庙是神的殿堂,神是后人在所有的前人中筛选出来的模范,比若忠义如关公,爱民如诸葛亮。周总理无论在自身修养和治国理政方面,功德、才智、雕心等都很像诸葛亮。诸葛亮教子很严,他那篇有名的《诫子书》,教子“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勤俭持家,上书后主说,自己家有桑树八百棵,薄田十五顷,供给一家人的生活,馀再无积蓄。这两件事都常为室称道。呜呼,总理何如?他没有后,当然也没有什么教子格言;他没有遗产,去世时,家属各分到几件补丁衣服作纪念;他没有祠,没有墓,连灰都不知落在何方。他不立言,没有一篇《出师表》可以传世。他越是这样地没有没有,后人就越感念他的遗爱;那一个个没有也就越像一条条鞭子抽在人们的心上。鲁迅说,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是命运从总理身上一条条地撕去许多本该属于他的东西,同时也在撕裂后人的心肺肝肠。那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这遗憾又加倍转化为深深的思念。渐渐二十二年过去了,思念又转化为人们更深的思考,于是总理的人格力量在浓缩,在定格,在突现。而人格的力量一旦形成便是超时空的。不独总理,所有历史上的伟人,中国的司马迁、文天祥,外国的马克思、列宁,我们又何曾见过呢?爱因斯坦生生将一座物理大山凿穿而得出一个哲学结论:当速度等于光速时,时间就停止;当质量足够大时它周围的空间就弯曲。那么,我们为什没可以再提出一个“人格相对论”呢?当人格的力量达到一定强度时,它就会迅如光速而追附万物,囊括空间而护佑生灵。我们与伟人当然就既无时间之差又无空间之别了。 这就是生命的哲学。 周恩来还会伴我们到永远。 一九九八年二月 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 2007-7-11 15:50:00 作为伟人的,一生不知住过多少宅院宾馆,但惟有这个小院最珍贵,这是“”中他突然被打倒,被管制时住的地方。作为伟人的,一生转战南北,不知走过多少路,惟有这条小路最宝贵,这是他从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任上突然被安排到一个县里当钳工时,上班走的路。在小平同志去世后两个月,我有缘到江西新建县拜谒这座小院和轻踏这条小路。 这是一座大约有六七百平方米的院子。原本是一所军校校长的住宅,“”中军校停办。1969年10月小平同志在中南海被软禁,三年之后和卓琳还有他的养母又被转到江西,三个平均年龄近70岁的老人守着这座孤楼小院。仿佛是一场梦,他从中南海的红墙内,从总书记的高位上被甩到了这里,开始过一个普通百姓的生活,不,比普通百姓还要低一等的生活。他没有自由,要受监视,要被强制劳动。我以崇敬之心,轻轻地踏进院门,现在单看这座院子,应该说是一处不错的地方。楼前两棵桂花树簇拥着浓绿的枝叶,似有一层浮动的暗香。地上的草坪透出油油的新绿。人去楼空,二层的窗户静静地垂着窗帘,储存着一段珍贵的历史。整个院子庄严肃穆,甚至还有几分高贵。但是当我绕行到楼后时,心就不由一阵紧缩,只见在青草秀木之间斜立着一个发黑的柴棚和一个破旧的鸡窝,稍远处还有一块菜地,这一下子破坏了小院的秀丽与平静,将军楼也无法昂起它高贵的头。小院的主人曾经是受到了一种怎样的屈辱啊。当时三个老人中65岁的成了惟一的壮劳力,因此劈柴烧火之类的粗活就落在他的身上。他曾经是指挥过淮海战役的直接统帅啊,当年巨手一挥收敌65万,接着又挥师过江,再收半壁河山。可是现在,他这双手只能在烟熏火燎的煤炉旁劈柴,只能弯下腰去,到鸡窝里去收那颗还微微发热的鸡蛋,到菜地里去泼一瓢大粪,好收获几苗青菜,聊补菜金的不足。要知道,这时他早已停发工资,只有少许生活费。就这样还得节余一些,捎给那一双在乡下插队的小儿女。这不亚于韩信的胯下之辱,但是他忍住了。士可杀而不可辱,名重于命固然可贵,但仍然是为一己之名。士之明大义者,命与名外更有责,责为重,名为轻,命又次之。有责未尽时,命不可轻抛,名不敢虚求。司马迁所谓:“耻辱者,勇之决也。”自古能担大辱而成大事者是为真士,大智大勇,真情真理。人生有苦就有乐,有得意就有落魄。人既然自许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就能忍得人间所有的苦,受得世上所有的气。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开始受挤压,受煎熬。有时一个国家都难逃国耻,何况一个人呢?世事沧桑不由己,惟有静观待变时。 一年后,他的长子,“”中被迫害致残的邓朴方也送到这里。多么壮实的儿子啊,现在却只能躺在床上了。他给儿子翻身,背儿子到外面去晒太阳。他将澡盆里倒满热水,为儿子一把一把地搓澡。热气和着泪水一起模糊了老父的双眼,水滴顺着颤抖的手指轻轻滑落,父爱在指间轻轻地流淌,隐痛却在他的心间阵阵发作。这时他抚着的不只是儿子摔坏的脊梁,他摸到了国家民族的伤口,他心痛欲绝,老泪纵横。我们刚刚站立不久的国家,我们正如日中天的党,突然遭此拦腰一击,其伤何重,元气何存啊!后来说,“”,是他一生最痛苦的时刻。痛苦也能产生灵感,伟人的痛苦是和国家的命运联在一起的。作家的灵感能产生一部作品,伟人的灵感却可以产生一个时代。小平在这种痛苦的灵感中看到历史又到了一个拐弯处。我在院子里漫步,在楼上楼下寻觅,觉得身前身后总有一双忧郁的眼睛。二楼的书橱里,至今还摆着小平同志研读过的《列宁全集》。楼前楼后的草坪,早已让他踩出一道浅痕,每晚饭后他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踱步,他在思索,在等待。他戎马一生,奔波一生,从未在一个地方闲处过一年以上。现在却虎落平川,闲踏青草,暗落泪花。如今沿着这一圈踩倒的草痕已经铺上了方砖,后人踏上小径可以细细体味一位伟人落难时的心情。我轻轻踏着砖路行走,前面总像有一个敦实的身影。“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贬臣无己身,惟有忧国心。当年屈原在汨罗江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现在,赣江边又出现一颗痛苦的灵魂。 但上面决不会满足于就让小平在这座院子里种菜、喂鸡、散步,也不能让他有太多的时间去遐想。按照当时的逻辑,“走资派”的改造,是重新到劳动中去还原。小平又被安排到住地附近的一个农机厂去劳动。开始,工厂想让他去洗零件,活轻,但人老了,腿蹲不下去;想让他去看图纸,眼又花了太费神。这时小平自己提出去当钳工,工厂不可理解。不想,几天下来,老师傅伸出大拇指说:“想不到,你这活够四级水平。”小平脸上静静的没有任何表情。他的报国之心,他的治国水平,该是几级水平呢?这时全国所有报纸上的大标题称他是:中国二号“走资派”(但是奇怪,“”后查遍所有的党内外文件,却找不到任何一个对他处分的决定)。金戈铁马东流水,治国安邦付西风。现在他只剩下了钳工这个老手艺了。钳工就是他16岁刚到法国勤工俭学时学的那个工种,时隔半个世纪,恍兮,惚兮,历史竟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工厂照顾小平年迈,就在篱笆墙上开了一个口子,这样他就可以抄近路上班,大约走20分钟。当时决定撕开篱笆墙的人绝没有想到,这一举措竟为我们留下一件重要文物,现在这条路已被当地人称为“小平小路”。工厂和住地之间有浅沟、农田,小平小路蜿蜒其间,青青的草丛中袒露出一条红土飘带。我从工厂围墙(现已改成砖墙)的小门里钻出来,放眼这条小路,禁不住一阵的激动。这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乡间小路,我还是在儿时,就在这种路上摘酸枣、抓蚂蚱,看着父辈们背着牛腰粗的柴草,腰弯如弓,在路上来去。路上走过牧归的羊群,羊群荡起尘土,模糊了天边如血的夕阳。中国乡间有多少条这样的路啊。有三年时间,小平每天要在这条小路上走两趟。他前后跟着两个负监视之责的士兵,他不能随便和士兵说话,而且也无法诉说自己的心曲。他低头走路时只有默想,想自己过去走的路,想以后将要走的路,他肚里已经装了太多太多的东西,他有许多许多的想法。他是与中国现代史、与中国党史同步的人。“五四”运动爆发那年,他15岁就考入留法预备学校,中国成立的第二年,他就在法国加入少年。以后到苏联学习,回国领导百色起义,参加长征,太行抗日,淮海决战,建国,当总书记、副总理。党和国家走过的每一步,都有他的脚印。但是他想走的路,并没有全部能走成,相反,还因此而受打击,被贬抑。他像一只带头羊,有时刚想领群羊走一条捷径,背后却突然飞来一块石头,砸在后脖颈上。他一惊,只好作罢,再低头走老路。第一次是1933年,“左”倾的临时中央搞军事冒险主义,他说这不行,挨了一石头,从省委宣传部长任上一下被贬到苏区一个村里去开荒。第二次是1962年,、公社化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他说这不行,要让群众自己选择生产方式,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结果又挨了一石头,这次他倒没有被贬职,只是挨了批评,当然上面也没有接受他的建议。第三次就是“”了,他不能同意、一伙胡来,就被彻底贬了下来,贬到了江西老区这个他第一次就曾被贬过的地方,也是他当年开始长征的地方。历史又转了一个圈,他又重新踏上了这块红土地。 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 中国现在是一个拥有6500万党员的大党,是一个掌管着960万平方公里国土、12亿多人口国度的执政党。可是谁能想到,当初她却是诞这里地处郊县,还算安静。但是报纸、广播还有串联的人群不断传递着全国的躁动。到处是大字报的海洋,到处在喊“砸烂党委闹革命”,在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疯了,全国都疯了。这条路再走下去,国将不国,党将不党了啊。难道我们从江西苏区走出去的路,从南到北长征万里,又从北到南铁流千里,现在却要走向断崖,走入死胡同了吗?他在想着历史开的这个玩笑。他在小路上走着,细细地捋着党的七大、八大、九大,我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曾作为国家领导人,一位惯常思考大事的伟人,他的办公桌没有了,会议室没有了,文件没有了,用来思考和加工思想的机器全被打碎了,现在只剩下这条他自己踩出来的小路。他每天循环往复走在这条远离京城的小路上,来时20分钟,去时还是20分钟。秋风乍起,衰草连天,田园将芜。他一定想到了当年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的列宁。海天寂寂,列宁在湖畔的那间草棚里反复就俄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作着痛苦的思考,写成了《俄国社会人的任务》,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原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那么,我们现在正遵从着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呢?他一定也想到了当年的,也是在江西,被“左”倾的党中央排挤之后,静心思考写作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那是从这红土地的石隙沙缝间汲取养分而成长起来的思想之苗啊。实践出理论,但是实践需要总结,需要拉开一定的距离进行观察和反思。就像一个画家挥笔作画时,常常要退后两步,重新审视一番,才能把握自己的作品一样,革命家有时要离开运动的旋涡,才能看清自己事业的脉络。他从15岁起就寻找社会主义,从法国到苏联,再到江西苏区,直到后来掌了权,自己动手搞社会主义,搞合作化、、公社化,还有这“”。现在离开了运动本身,又由领袖降成了平民,他突然问自己,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整整有两年多的时间,小平就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地思索,他脑子里闪过一个题目,渐渐有了一个轮廓。就像当年设计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武装斗争道路一样,他在构思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思想种籽的发芽破土,是在10年后党的十二大上,他终于发出一声振聋发聩的呼喊: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伟人落难和常人受困是不一样的。常人者急衣食之缺,号饥寒之苦;而伟人却默穷兴衰之理,暗运回天之力。所谓西伯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著《春秋》,屈原赋《骚》,孙子论《兵》,置己身于度外,担国家于肩上,不名一文,甚至生死未卜,仍忧天下。整整三年时间,小平种他的菜,喂他的鸡,在乡间小路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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